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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搞活看汉正街”(人民眼·改革开放40周年)
领导干部网 日期:2018/8/31 10:53:02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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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内搞活看汉正街”(人民眼·改革开放40周年)
 禹伟良 田豆豆 程远州 范昊天
     外地人到湖北武汉,总想去看看汉正街。

  汉正街不大,仅1.67平方公里,窄窄街巷纵横交错。

  这里是汉口的城市之根。作为汉口历史上最早的中心街道,500多年的悠悠老街,凭借“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阅尽人间烟火,积淀着“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记忆。

  这里更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风向标。1979年底,103位无业人员持证摆摊汉正街,他们怯怯的叫卖声,拉开我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帷幕,也标志着个体私营经济重回中国经济舞台。“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街”,一时广为流传。

  汉正街上琳琅满目的,从来不只是一堆堆商品,更有一道道时代履痕。今天许多看来习以为常的事情,透过汉正街,可以观照出当初改革的艰难和勇毅。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

  沧桑四十载,汉正街“生活剧场”的一幕幕,真实演绎了改革开放的生动历程和启示。

  

  个体户的春天

  缓步走出看守所大门时,双目失明的郑举选不会想到,6年后面对外国记者提问,自己一句“我就是传说中的百万富翁”,至今仍在流传

  1979年6月30日,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郑举选至今刻骨铭心。

  郑举选6岁就因患天花病双目致残,视力微弱,上完初中只得跟随父亲在汉正街摆摊,做点小生意。上世纪50年代,赶上“公私合营”,家里拿出100元钱入股汉正街的“三曙百货合作商店”,18岁的郑举选成为一名销售员。从商不到两年,小试牛刀,锋芒初露,他却被调岗,安排到市政单位工作。直到1961年,听说允许一些原个体工商户退出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恢复单独生产、经营,他才脱去工装回了家,在家门口摆摊,卖起勺子、鱼钩、鱼线、气球、针头线脑。

  就在郑举选靠摆摊过日子之际,命运又面临转折。1966年后,个体经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个体工商户被全部取缔,汉正街市场陷入沉寂。郑举选作为汉正街“最大的投机倒把分子”,少不了挨批挨整,还被迫进入“学习班”接受大半年改造。

  “可我还有三个伢要吃饭、读书,我一个盲人,除了会做点小买卖,还能做什么呢?”今年78岁的郑举选把墨镜一摘,双手一摊。

  生计所迫,他铤而走险,将小百货生意潜入地下,偷偷经营。附近盲人一到晚上一手搭肩,一手拄竿,成串摸到郑举选家进货。

  1978年的一天,郑举选家被查抄出价值几万元的货物,他又因此失去人身自由一年半。牢房昏暗,本有眼疾的郑举选终而失明。他真害怕了:“宁可到垃圾堆里捡菜叶子吃,也不敢再经商了!”

  就在郑举选心灰意冷时,历史风云突变——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雷一声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打开了!

  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有关部门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

  5个月后,武汉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恢复、发展个体经济,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硚口区工商局当年11月在汉正街开展试点,核发首批小百货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汉正街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小商品市场。

  “决定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的初衷之一,就是安置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待业青年。”时任硚口区工商局副局长的任正运回忆。出乎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待业青年都不敢提出申请,因为这意味着与他们渴望的“公家人”身份彻底告别。

  一开始,郑举选也按兵不动。昔日的盲人生意伙伴又一串串摸来,劝他“出山”:“如今政策不同了,有执照就合法了!”

  忐忑中,他递上申请,拿着仅有的15元钱,买些鱼钩、顶针、钩针,两个玻璃瓶子一装,竹床一摆,又出摊了。

  到当年底,郑举选与其他102位无业街坊,都领到了首批小百货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沉寂了十余年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随着他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再度热闹起来。

  “终于能堂堂正正做生意了!”“两眼一抹黑”的郑举选,生意经却比谁都“看”得清。一分钱一根针,他一年能卖出1亿根;一角钱一粒的打火石,他一年能卖出2吨。堆积滞销的货物,到他手上就能盘活。在汉正街经营户中,销售额第一、纳税额第一、各种捐款第一、认购国库券第一……郑举选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商界传奇。

  连一些外国记者也前来采访。“听说你很会做生意,那你赚了多少钱呢?”1985年,有法国记者单刀直入。郑举选笑着说:“我就是传说中的百万富翁,我也希望当个百万富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我想我一定会成为百万富翁。”

  1992年后,郑举选逐渐淡出汉正街,迁居汉阳墨水湖畔一个宁静小区,但他的这个机智回答以及“盲侠神商”的传奇,至今还在汉正街流传。

  摸着石头过河

  每次故地重游,看到牌坊上“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几个大字,王仁昌就想起这个“小”字曾引爆一场震动全国的“蝴蝶效应”

  “个人的命运是被整个大时代裹挟着前行的。”一开口,王仁昌就显出了他汉正街第一位个体户作家的本色。

  “我从小就在汉正街长大,‘王润记纱号’的老板王裕卿,就是我父亲。我根本不想继承父母的生意,一心想的是跳出汉正街,跳出家庭,把身份洗‘清白’。”今年76岁的王仁昌感慨道,“没想到又被一脚踢回汉正街。”

  1965年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他下过乡,当过教师,“文革”中蒙冤入狱。1981年获释,没有别的去处,只好向亲戚借了260元钱,领个执照,回汉正街摆地摊,成为当时汉正街上学历最高的商贩。

  本钱很小,王仁昌就靠赊销武汉制伞厂的老式雨伞,赚到了“第一桶金”:“卖一把伞能赚4角钱,一箱就能赚16元。”发现这桩生意来钱快,其他商贩也一哄而上,竞争日趋激烈。

  王仁昌见状另寻出路,跑到广州贩运时兴的折叠伞。一把折叠伞,7.5元买,8.5元卖,他做起批发生意,一天能卖五六百把。

  问题随之而来。“汉正街起初的定位就是小百货,不许卖大商品。”任正运说,那时可以卖童装,但不能卖衬衣;可以卖扣子型电池,但不能卖计算器。折叠伞已超出“小商品”概念,也不许卖。

  禁区还不仅限于此。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难以想象计划经济时期的商品流通。”多年研究汉正街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朱延福说,那时,从国家下达计划—企业生产—商业部门收购后定价销售,小到一枚纽扣、一把雨伞,都必须按这个“路线图”才能到消费者手中。三级批发体制牢牢控制着商品流通与价格,汉正街的商户虽然领到了营业执照,但他们并没有被赋予批发、贩运的权利,违反了就是“投机倒把”。

  爱较真的王仁昌急了,专门跑到汉口青岛路小百货公司买了10把折叠伞,拿着发票来到硚口区工商局,“在国营小百货公司买的伞,算不算小百货?”

  工商局领导一句充满不争论意味的回复——“这是大小百货交叉商品”,让王仁昌如释重负。

  汉正街市场开放之初,几乎都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个体经营户不能搞批发,不能搞长途贩运,价格不能浮动,我们实行宽松政策,就变通一下,批发我们改成叫批量销售,长途贩运改成长途运销,价格叫随行就市、优质优价。”任正运回忆。

  “改革之初,武汉市委就鼓励党员干部敢为人先,冲破老套套,打破老框框,只要是符合改革精神的就要立即去办,不要什么事都等‘红头文件’。”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凃天向说。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王仁昌如鱼得水,把汉正街人的商业基因发挥得淋漓尽致。赊销武汉制伞厂的伞,他刚开始是每天卖了再付款,厂里见他守信用,就变每日结算为每月结算。这正中他下怀:低价销售赊来的伞——批发价比进价还低,快速回笼货款,贩卖利润率更高的折叠伞。超前的商业思维,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汉正街个体户们打开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缺口,但他们的“冒险”行为也引来此起彼伏的质疑:“汉正街投机倒把多”“汉正街是社会主义吗”……

  时任武汉市工商局局长的金邦和坐不住了,带着10多个人,蹲点汉正街调研。

  把口子,清理进场人数;到摊子上,连续记录3天营业额;到个体户家中,盘点小商品存量……10多天“解剖麻雀”得出一个结论:开放市场利多于弊,应当允许存在。调研报告迅即报送有关部门及新闻媒体。

  汉正街现象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务院也组成调查组到汉正街调查。

  金邦和几年来的担心顾虑,在1982年8月28日被彻底打消。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廓清了社会上的种种争议。“人民日报就开放一个市场发表社论,前所未有。”汉正街人至今津津乐道。

  随后不久,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在汉正街召开现场会,允许个体户批量销售,允许长途贩运,允许价格随行就市。汉正街的实践引发了一场小商品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革命,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搞活流通的巨大价值。

  1984年5月,国务院确定在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作为第一个实施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省会城市,武汉市冲破旧体制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观念,提出并实施“两通(交通和流通)突破、放开搞活”的战略。

  “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有许多新创举,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建立技术市场,第一个放开蔬菜价格,第一个聘请‘洋’厂长,第一个撤局改委转变政府职能,第一个建立兼并市场……”凃天向一脸自豪。

  随着武汉三镇敞开城门,汉正街一跃成为“买全国、卖全国”的“天下第一街”。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开放,不是场地的开放,而是政策的开放,经济体制的开放。”金邦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摘掉“有色眼镜”

  当他执意另建一条汉正街时,王仁昌没想到这成了他经商生涯的转折点。但他同样没想到的是,自己为个体户正名的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后轰动一时

  商人王仁昌失势之时,也正是作家王仁昌起势之时。

  头脑聪明的王仁昌,到上世纪90年代初,生意还如日中天:“商战”案例,被搬上了大学课堂;他批发的货,用汉正街商贩的话说,闭着眼睛买进来都能挣钱。

  就在一片叫好声中,人生的转折点出现了:1990年,汉正街集资建楼,引地摊入室经营。王仁昌反对,负气拉出1000多商户“集体出走”,在汉口新火车站另辟市场。然而,天不遂人愿,苦苦支撑了3年后,王仁昌的“新汉正街”宣告失败。

  生意陡转直下,“不务正业”之举却一炮走红:创作的长篇小说《风流巨贾》于1989年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由个体户写个体户生活的长篇小说,被武汉电视台改编拍摄成8集电视连续剧《汉正街》,1990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轰动一时。

  上大学起,王仁昌就是个文学青年,住“牛棚”期间,还以妹妹的名义发表过短篇小说,但写《风流巨贾》纯属偶然。当听到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个体户穷得只剩钱了”,王仁昌被深深地刺痛了,“我决定把我的感受和我们汉正街的辛勤创业,写成故事告诉大家,让人们正确对待个体经济。”

  “过去谋生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在单位拿工资,要么当社员拿工分。现在有第三条路了,个人可以做生意。”王仁昌说,改革开放将个体私营经济推上市场经济大舞台,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迈出开创性的一步,也助推人的思想、创造能力的解放。

  但当时社会上对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一时还难以吃透,王仁昌感到不少人戴着“有色眼镜”,把个体户看作暴发户,社会偏见多。创业者也自觉低人一等,觉得做买卖不算体面的营生。

  王仁昌的弟弟王仁忠,就曾经瞧不起汉正街个体户,20多年前从武汉国棉二厂下岗后,在家里沉闷了几个月,无奈之下才投奔哥哥王仁昌。

  只有初中学历的王仁忠,依靠刻苦钻研,很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凭借不会变形起拱的“曲线地板”专利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安排了千余名下岗职工再就业,成了汉正街的“明星人物”。1997年,硚口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准备推荐王仁忠参评当年的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却引发争议。

  “有争议的是我的身份:五一劳动奖章是颁给工人的,但王仁忠现在算不算工人,够不够资格?”王仁忠苦笑。

  遭遇困惑的,还有杨占芬。她是汉正街市场第一代个体户,有名的“玩具大王”。“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哪有我们的今天?”怀着对党的崇敬和感激之情,她1989年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但当时社会上对个体户入党的认识很模糊,杨占芬入党的事就被搁置下来。

  “我要理直气壮地为个体经济正名!”王仁昌拿起笔,以自己在汉正街的见闻和经历为背景,开始写《风流巨贾》。

  时任汉正街市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的涂国喜,也正为个体户的整体社会身份不被承认而感到困惑,看完《风流巨贾》后,与武汉电视台导演钱五一一拍即合,决定改编成电视剧《汉正街》。

  “这部电视连续剧大胆反映个体户经营环境,披露个体户心理困惑,为个体户的生存鼓与呼,为无数电视观众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个体户群体社会价值的窗口。”钱五一回忆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开播,正值“姓资姓社”争论之际,他很担心电视剧的命运。

  “当时主管这个项目的央视有关负责人,在播出期间每晚都守在办公室,等待着停播的电话。最终,他没有等到这个电话。”钱五一长舒了口气,各方反响热烈,他收到了3000多封观众来信。

  王仁忠在1998年也如愿以偿获颁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同年,他作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发言,“那是我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激动得掉眼泪。”

  2003年“七一”前夕,65岁的杨占芬也实现了多年夙愿,成为汉正街首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个体户。“心情也特别激动,仿佛又回到改革开放之初,刚拿到执照,兴奋得睡不着觉、吃不下去饭。”

  经历了曲折人生的王仁昌最感欣慰的是,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深刻地、明确地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和束缚人们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产物的个体私营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获得社会的肯定,如今创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转型升级再出发

  穿行在汉正街纵横交错的街巷中,王康的目光越过低矮杂乱的老旧店铺群,望见逐渐逼近的现代化商业体。变革正在来临,变革已然发生

  22年前,王仁昌“汉正街最高学历个体户”的头衔传递给了王康。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拥有计算机硕士学位的王康,放弃设计院工作,闯入汉正街,纯属“一念之差”。

  1995年底,他走进汉正街一家店铺买礼品:“真是人山人海啊,每个人都在里面像抢一样地进货,而老板年龄比我还小!”

  “人家可以创业成功,为什么我不可以?”28岁的他,一头扎进了汉正街,创办“翠园礼业”,由此成为汉正街乃至华中地区礼品市场的“搅局者”。

  在别的店铺还是计算器“嘀嘀”响的时候,他已换上全套的电脑管理系统;在别的礼品店拥挤得“插不进脚”的时候,他已在宽敞的商务楼办起“购物会所”,玩起了“私人定制”。

  但最近几年,先行者王康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压力。“我们不能一直只做搬运工的事情!”随着电商迅速兴起,他认识到了“买低卖高的简单生意”难以长久。

  变革压力,弥漫在汉正街。进入新世纪后,汉正街市场尽管依然繁荣,但市场地位每况愈下,业态落后、人口稠密、商居混杂、交通拥堵、火灾频发等现状,与其所处的城市中心区位极不协调。

  “2011年1月17日那场特大火灾,让武汉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对汉正街实施凤凰涅槃式改造,加速了汉正街转型发展。”硚口区委书记景新华说。

  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汉正街整治随即展开:近7年关闭了43个消防隐患突出的市场,数千家加工厂、上万家商户转移搬迁……

  一场涉及整体定位、发展模式、经营理念的深刻变革,席卷汉正街。

  “唱响‘时尚汉正’品牌,汉正街正由传统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向现代服务业发展示范区转型。”汉正街党工委书记胡亚非表示。

  踏着时代的鼓点,汉正街时尚再出发。

  “汉正街的‘创一代’拼数量拼汗水,我们‘创二代’须拼质量拼智慧。”王康将3万多种礼品“搬”上了网,搭建全国首批“电商+店商”的礼物购物平台。

  和王康一样,越来越多的汉正街高学历“创二代”,以互联网思维“买全球、卖全球”。

  大学学历的黄丽娟搭建起服装辅料交易平台——“壹钮扣”辅料网,目前已有500家服装辅料商户入驻,2900位专业设计师关注,年订单成交额达3000多万元。

  目前在汉正街,通过互联网开拓网上销售渠道的商户已达6800家,约占商户总数的38%。

  求新思变的汉正街,借力武汉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又布下大棋局。

  去年,硚口区政府设立了1亿元规模的“时尚汉正街产业发展基金”,建设汉派服饰创意设计展示中心和大学生创业街区,助力大学生创业。今年8月18日,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习基地落户汉正街。

  去年从武汉纺织大学毕业的叶林,如今已是4家公司的老板,手上握有6个原创服装品牌。“一个新公司一周内就能办好手续,很方便。”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就近办”,武汉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加速释放市场活力和创新力。

  汉正街龙腾第一大道服装商城设立占地8400平方米的男装原创设计中心,品牌服饰广场、金正茂服装城则相继成立女装原创设计中心。

  原创化、品牌化、时尚化,这些昔日汉正街缺少的现代商贸元素,正在一一补齐。

  汉正街作为“小商品批发市场”代名词的时代正在远去,但筚路蓝缕艰难创业、敢为人先的汉正街精神,正得到发扬光大。

  2008年,在北去汉正街30余里的一片乱泥岗,一个名叫阎志的湖北青年企业家,认准中心城区传统批发市场转移大趋势,瞄准中国第四代批发市场的定位,押上全部身家,打造升级版“新汉正街”。

  10年过去,当年的“天方夜谭”,如今被冠以“全国规模最大的消费品交易与物流平台”。与汉正街遥相呼应,“汉口北”,又一个全国性商业符号诞生了……

  有形的汉正街市场变小了,无形的汉正街仍在长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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