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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儿童节
领导干部网 日期:2019/5/31 9:46:28 来源: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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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儿童节
 
  孔明

  我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对“六一”儿童节的记忆定格在20世纪70年代。少时,每年的这一天,是我的一个期盼。我惦记的是学校要表彰“三好学生”。我的母校叫上陈小学,有三个分校,我上的是第三分校,学校设在蒋槽村。每个期末,分校会评比“三好学生”,只发奖状;只有到“六一”儿童节那天,不只发奖状,还发奖品。平时比赛,语文、数学得了第一,奖品不过是一支铅笔和一个簿子。“六一”的奖品“重”些,会奖励圆珠笔、钢笔和厚而且大的簿子。那是天大的荣耀,娃们都很羡慕。我得了奖,要骄傲好多天。更值得骄傲的是“六一”那天,各分校学生都集中去上陈小学门前操场开会,偌大的场上坐了一大片,多一半脖子上都戴着红领巾。各分校获奖生被宣读完姓名后,在众目艳羡中走上台去,从学校领导手中领取奖状、奖品。我那时候当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诺贝尔奖,如果知道,那么在我心里,上陈小学的“六一”儿童节奖就是诺贝尔奖!
  我对儿童节已经没有完整的记忆了,只能凑集些碎片。似乎每年春季一开学,老师就开始教唱歌了。那时没有独唱,只有大合唱。老师一遍一遍地教唱、领唱,学生一遍一遍地学唱、跟唱。起先,教唱的是个女老师,我觉得她教得挺好。随后又调来了一位男老师,听说他通音律,教唱就改由他负责了。至今犹记他示范歌唱时那种范儿:仰面朝上,一额头的皱纹,嘴露一颗金牙,两个眼球暴突,好像要蹦出来。他一个人走路时总是哼哼唱唱。我曾经跟在他身后,听了一路,只觉得悦耳。自从他教唱后,上陈三分校便拿过集体大合唱的奖状。这当然是荣耀——集体的荣耀,每个学生的荣耀。
  “六一”在操练集体大合唱中逼近了。“三好学生”对我来说没有悬念,我是班长、“红小兵”中队长,学习第一,站队是叫“立正”的,还有谁能争得过我呢?也没人争,老师说是谁就是谁。按照要求,那一天要穿白衬衣,戴红领巾,裤子、鞋倒不讲究(都穷,没法讲究)。白衬衣,谁有呢?好多同学都没有。我有一件,粗布的,是我妈纺线织布手缝的,平常舍不得穿,就等“六一”。临近“六一”,我把衬衣洗了又洗,用漂白粉漂白。至今,我在村口涝池沿洗衣的情景历历在目——一盆白泡沫,捂一件白衬衣。十多年后,我还梦见过那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白泡沫。至于那天去领奖的细节,反倒记不清了。回家的路上,奖状、奖品一直拿在手里,希望被路人、熟人看见,等人问,等人夸,那种感觉就像小姑娘穿了新衣服走在路上一样。我的父亲在镇上工作,奖状、奖品就一直摆放在家里的柜子上,专等他回家来第一眼就能看见。
  儿时的我们,缺少什么呢?拿现在的标准比照过去,我们或许不缺少爱,但绝对缺少关注。就儿童节而言,父母是缺位的。在乡下,尤其是在偏僻的村落,儿童节是被忽略、忽视的。大人们战天斗地,既疲于劳动生产,又困于日常生活,哪里还顾得“过家家”似的儿童节呢?但孩子们并不觉得缺少了家长的参与,就缺少了快乐。甚至可以说,对这种“缺少”,孩子是没有感觉的。孩子之所以是孩子,就是单纯,就是天真,只要给个平台,快乐就会不请自来。就说我吧,小时候的快乐,父母知道多少呢?作业不多,就是个上课、自习。往返学校,一路走,一路景,一路耍,只要不迟到、早退,就不会引起特别注意。回家不是耍,就是帮父母干些零碎活,譬如看场、割草、放羊等。看场,就是驱赶鸡和麻雀,不让它们啄食晾晒在场上的粮食。端个凳子,哪儿凉快坐哪儿,可以看书,也可以做作业。割草、放羊,说白了,也是一种玩耍。说是放羊去了,实际上把自己也“放”了;说是割草去了,实际上是撒欢儿去了。只要挣脱大人的视线,那就是自由王国,娃们都成了“没王的蜂”。嬉戏、摔跤、掰手腕、追逐、攀崖、撵兔子、上树、捉蝉、逮蚂蚱,站崖边撒尿,在林子里玩“神出鬼没”(捉迷藏),那种快乐,层出不穷,不做孩子,真无法获得。常常是玩野了,竟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回家。快乐是天赐的,不知不觉就获得。孩子就像那鱼儿,只要放到水里去,快乐就如影随形了;就像那鸟儿,只要放飞,就自由翱翔了。如果说快乐就是儿童节,那么年少时的我们几乎天天都在过儿童节!
  我们的时代是回不去了,我们的儿童节确实没有给予我们更多,但我们获得的却未必比现在的孩子更少,因为我们曾经更自在、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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