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视点| 中省领导|厅局领导| 市县|组织人事|纪委|办公室|政法|部局|开发区|企业 |院校| 医院 | 镇村|领导广角| 当兵的人|选调生|大学生村官|

  • 今天是:
  • 站内搜索:
  • 设为首页
  • |
  • 加为收藏
今日推荐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做人做事 >> 正文
原中央纪委书记心灵随笔,真言实语值得细读
领导干部网 日期:2018/10/4 19:58:28 来源:党规研究小组
【字体: 】【打印】【关闭窗口

【文章来源】
《闲来笔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五十年前,他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翘楚,获校长颁发优秀毕业生奖章;十年前,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位居政治局常委;现在,他已然是一位作家,写随笔、写散文,还写小说。

       吴官正,1938年8月出生,江西余干人,196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4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作者简介:吴官正,1938年8月出生,江西余干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原中央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

 

第一篇:难忘那夜的秋雨

吴官正

      1950年深秋,我母亲到亲戚家赊了头小猪来养。大约过了不到十天,亲戚家的掌门人来到我家,对母亲说:“我是来看弟弟的,顺便来收你赊的猪崽钱。”

       母亲说:“现在确实没钱,等筹到钱一定给您送去。”这位掌门人没有说行还是不行。接着,她指着我家的破屋说:“我的亲戚现在住的都不错,就是你还住牛栏,这么破,这么矮,狗都跳得过去。”

        晚上,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好像猪崽也听懂了似的,不停地叫。父亲骂母亲没骨气,怨亲戚无情,也恨自己没用,坚决要把小猪送还人家,宁愿饿死,也不低三下四。

        母亲没办法,要我同她一起在小猪脖子上绑了根绳,牵着赶回亲戚家。

 

         已是凌晨二时许,秋风瑟瑟,细雨绵绵。

          我在前面牵着小猪,母亲在后面吆喝。快走到村西两棵大樟树旁时,想到这里曾枪毙过一个恶霸、一个反革命,那个恶霸被步枪打穿了胸脯,血肉模糊;那个反革命被手枪打碎了脑壳,脑浆迸溢。因曾亲眼目睹,感觉十分恐怖。顿时我双腿发软,走不动了,吓得哭了起来。

         母亲也难过地哭了,安慰我说:“不要怕,哪里有鬼?就是有鬼,也不会吓我们这样的穷人,我活了四十多岁,受过人的欺侮,没有受过鬼的欺侮!”我心里好像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又好像吃了一颗壮胆药。

 

       再往前走了约一百米,又看见村里一个被邻村杀死的人放在棺材里,并用砖垒了一个小屋,说是报了仇才能下葬。我又害怕起来,但还是硬着头皮,牵拉着小猪往前走。这家伙不停地叫,好像是为我们壮胆,为我们叫苦,抑或是抨击人情太薄。

       再往前,要翻过一座山,走二里多长的山路,这时雨下得更大了,身上也湿透了。走在山路上,忽然窜出一只动物,不知是狼是狗,吓得我胆战心惊。母亲说:“不要怕,你是个大孩子了,畜生不会伤害我们。”

         快到西北边山脚下时,看到一大片坟墓,大大小小的坟堆,好像大大小小的土馒头。母亲说:“再走一会儿就出山了,有我在,你不要怕。”

        我想到母亲可怜,又呜呜地哭起来。

       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小猪送到亲戚家,这时天才蒙蒙亮。掌门人淡淡地说:“把猪关到栏里去,你们吃过早饭回去吧?”

        我们全身湿透了,像落汤鸡,一夜折腾得够呛,连水都没喝一口,肚子早饿了。但母亲只轻轻地说了句:“谢谢,我们还要赶回去。”

         在往回走的路上,天先是阴森森的,慢慢地亮了些,秋雨袭来,身上不时打寒噤。

       回到家里,看到我们可怜的样子,父亲没做声,转过身去,不停用手抹眼泪。母亲赶紧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都是打补丁的旧土布衣服。父亲煮了一锅菜粥,桌上放了一碗咸芥菜,也没放油。父亲说:“哼,人穷盐钵里都会长蛆。”

        母亲对我说:“你都十多岁了,家里人多,几亩地又打不到够全年吃的粮食,你爸爸也忙不过来,不要再去读书了,好吗?”

       我没做声,放下碗,倒在床上哭。父母心软了,让步了,又说:“是同你商量,你硬要读就去读,反正我们穷。”我爬起来,饿着肚子就往学校跑,母亲把我追了回来。

       这天傍晚,乌云密布,秋雨扑面,可晒场上的那棵松树,还是那样刚劲,不管严冬还是酷暑,总是那么挺拔。

      吃晚饭时,父亲突然问:“你能读个出息来吗?今后能不能当上小学教师?”我说:“不知道,只要你们允许我读,我会努力的。”这时,母亲发现我发高烧,赶紧烧了一大碗开水,叫我全都喝下去,盖上被子把寒气逼出来。

        窗外秋雨仍下个不停。秋风从船板做的墙壁缝中往里面灌,冷飕飕的。看到父母骨瘦如柴,岁月和苦难在脸上刻满了忧愁,我鼻子发酸,眼前一片漆黑。再看自己皮包骨头 的手,像鸡爪子,皮肤像那两棵老樟树的皮。

        有人说:“求人比登天难,人情比纸还薄。” 这虽不是生活的全部,却也道出了世态炎凉。

        童年经历的人间苦难,令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感同身受,格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我自认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尤其懂得知恩图报。

 

第二篇:夹缝与“二月天”

吴官正

       孔夫子把自己比作夹缝中的人。他在去世前说:“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孔子家语·卷九·终记解》)意思是:殷人殡于两楹之间的夹缝,而我是殷人,也处在夹缝之中。

       这条夹缝有多长,他没有说,也许说的是人生旅途的整个过程,也许说的是人生的感悟吧。

      人生的旅程像自然界的长河,从空中鸟瞰似宽窄不一的夹缝,曲折蜿蜒,奔流不息;既有宽阔的坦途,亦有深渊峡谷,暗礁险滩。

      世人谁又不是处在夹缝中呢?这夹缝好像既有形又无形,既具体又抽象。夹缝的坚壁有道德的规范,有法纪的约束,有思想的局限,有心理的障碍,等等。

      人生的夹缝有刚有柔,有带刺的玫瑰,有凸出的尖锋,有流出的蜜汁,也有喷出的毒液。

       人在夹缝中有时感到自由舒展、温馨惬意、踌躇满志,享受探索的快乐;有时感到束手束脚、左右掣肘、风刀霜剑、心灰意冷,经历挫折的痛苦。

       夹缝中的人,总的趋势是往前挤。有的积累出经验,摸索出规律,朝着更宽阔处前行;有的削尖脑袋往上钻,慌不择路往前蹿,结果不是在原地打转,就是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走上不归之路。

        夹缝中的人,有的相互提醒,相互照顾,相互体谅,携手前行;有的相互挤对,相互排斥,相互争斗,你死我活……

         人在夹缝中免不了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得失难断,世事难料。要么积极适应,逼着自己开动脑筋,左思右想,前瞻后顾,作出选择;要么接受指点和帮助,吸取经验和教训,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要么经受磨难,愈挫愈奋,砥砺意志,奋然前行;要么畏难发愁,不思进取,消沉堕落,一蹶不振;要么一意孤行,鲁莽蛮干,独断专行,肆意妄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人生的夹缝也像自然界的“二月天”。蚕要温暖麦要寒,种田的盼下雨,养蚕的怕阴天,实在令人为难。然而,“二月天”又孕育着生机,充满着希望。二月春风似剪刀,能裁出如眉细叶。绿柳才黄半未匀,桃红又是一年春。经过了“二月天”,等到“满园春色”时,会有“出门俱是看花人”的兴奋,更有“今年花胜去年红”的感慨。

        就人的一生而言,不可能一帆风顺,难免遇到挫折、磨难,甚至痛苦,那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只要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千锤百炼,经风雨,见世面,勤恳努力,克己自律,开拓创新,就能生存、发展、创造、奉献……

 

第三篇:我的求学之路

吴官正


名字的由来

       我的家乡是江西余干县乌泥村,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约下午3点,我出生了。

        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户恶霸家的人把脏水泼到我祖母身上,叔叔来水一气之下动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个不要命的人,就恶人先告状,上县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结果判我叔赔他家18担谷子,否则就坐牢。万般无奈,我叔就去卖壮丁,卖了18担谷子,顶人去当兵。我出生后,父母请来水叔叔给我取个名字,他想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本来是我有理,到头来却输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随部队开往湖南衡阳,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乱死了。

       当时爷爷奶奶、我们一家,还有大叔一家、细叔都挤在一幢很小的三间瓦房里。由于贫困拮据,三世同堂难以维持,终于分了家。这房由爷爷奶奶和细叔住,我家和大叔家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亲戚的一间半破屋住。后来妹妹又出生了,全家六口挤在一张旧床上。


       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顿难保下顿,一年到头常喝稀菜饭,最可怜的是父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亲对我特别关爱,每到晚上都给我一个红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时,母亲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进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们家就断根了。”

        我大概5岁时,一有钱邻居家的儿子结婚,一个小孩端着饭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饭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亲等人家走远后,把地上的肉捡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感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接着母亲又把草上的饭也抓起来给我吃了。

          “偷”家里几升米交学费

         8岁时,父母送我去读私塾,大概用了几个月,很快就把识字的三本书学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诗》,后来又要背《纲鉴》,我识字背书常受先生夸奖。


         9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没法,只好中止学业,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着拾猪粪的时候,到村里小学教室旁晒太阳。老师在里面教,我隔窗认真地听和记。放学时,为了显示一下,我故意大声背诵老师教的内容。一个胖老师,后来知道是詹洪钦老师,听到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吗?怎么不来上学啊?”我回答说:“读过一年私塾,已经忘了一大半,家里穷,没钱上学。”他说:“你家连几升米也没有?”我听后,默然离开学校回了家。

      几天后我要求去上学。父母说,真供不起,你就种田吧!我不死心。又过了一天,我“偷”了家里几升米,用一条旧裤子扎着,背着父母,一溜烟跑到学校去报到。

        到了学校,老师看我已过12岁,问上几年级,我想了一下,就说,“上四年级”。上课时,语文课本里许多字不认识,算术更没学过,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经过努力,勉强上了五年级。五年级开始要写作文,我不会,常抄同学的。算术学得还可以,历史、地理记不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下学期,才慢慢地补过来,能跟上学习进度了,有的课学得也不差。

         1952年年底,我小学毕业。在家劳动了半年,1953年夏,乌泥小学18人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我和村里另外两位同学考取了。为筹学费,我四处捡猪粪、拾瓜子,备钱上学,有时也到学校去看看书。

靠助学金上初中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余干中学在县城,离我家有十多公里路。我带着一床破旧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交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


          我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师,我家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甲等,‘困难’给乙等或丙等。”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也能读下去。”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读下去。母亲把她和姐姐、妹妹的首饰拿到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总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儿失学的原因,我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学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二下学期,初中的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的帮助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给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这样,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学。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带着“伤寒”高考

       鄱阳县离我家约25公里。1956年8月底,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请交钱和证件。”我回答说:“我说不上高中,校长硬要保送我来。我只有八角钱,还要留下用。学校答应过,你去问问好吗?”这个中年人说:“还有这样的学生,真有意思!”他问后回来说:“你先报到吧。”

         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得了个“甲等”,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我更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我很刻苦,也很认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从高二开始,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用了两年时间,学完了极限、导数、微分等课程。高二、高三每学期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伤寒,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不退。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

        在高考的节骨眼上,我却发起烧来,考数学时高烧39.7℃,学校请医生给我打安乃近退烧。监考老师很关心,看到我做完题正在检查,就说:“你都做对了,交卷吧,回去休息。”


        1959年8月上旬,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听说后,从家里跑了四公里路到石口乡政府去领。心里高兴,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后来又赶到县城告诉了我的爱人,高中同班同学张锦裳。她也很高兴,不过又有些担心。为了使她放心,我说:“我们结婚吧!”她点点头,同意了。没过几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饭,用的是旧床、旧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


第四篇:江城琐忆
吴官正

        196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到1986年调任江西省长,在武汉前后18年半,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的许多事情逐渐淡忘,回想起来,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记忆。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厂报到。工厂在武汉远郊,长江南岸,靠近鄂州,离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葛店化工厂生产烧碱、农药、电石、氯化苯、盐酸等产品,有几千人。我被分到维修车间仪表组,这个组一共才十几个人。厂里仪表很落后,没有自动控制系统。当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厂里乱哄哄的。

        我从不参加“文革”活动,一心搞调查、看书。心想,生产总要恢复,仪表和自动化装置必不可少,今后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术的革委会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拨些钱给我们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他说:“你搞出点儿名堂给我看看,再考虑给钱的事。”

       我在锅炉车间,看到操作工24小时眼睛盯着水位计,手不停地动给水阀,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统,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确保锅炉的安全。这样,我就开始自学DDZ-1型自动化装置,并设计测量及控制系统,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一天中午睡觉时,在梦中想通了,我立即跑到车间,把一条线添上,这个三冲量复杂的控制系统,就从理论上打通了。水位、给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关系,通过计算和调试也解决了。

       经过几个月的设计、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厂领导的好评。在开始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我和蒋伯雄同学经常跟班。以后几年,在生产过程测量和控制方面,我与同志们一起解决了十多个技术上的难题,得到了当时化工部的肯定,还在厂里开了现场会。

      在葛化,我由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分管技术的厂革委会副主任,共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其间,许多人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些人成为我终生的朋友。


        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协副主席时,我的月工资是72元,爱人的工资是38元,一家七口靠这点工资过日子,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手头拮据得很。酷热的夏天我们也从没买过一个西瓜吃。

       市科委行政处有个小张,看到我儿子穿着旧衣服,背着破书包上学,而我长年穿着那几件褪了色的布衣,脚上穿解放鞋,十分感叹:“真没想到吴主任这么穷!”

          有年夏天,他给机关买西瓜,车过家门口,抱了两个给我的孩子们吃。看着孩子们高兴,我很感动,孩子们把西瓜吃了,剩下的西瓜皮,爱人用它做菜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全家总忘不了他这个情。

        1983年3月,我当了市长,家里还是很穷。爱人当时在学校教书,总是等下班回家时,到菜场去买便宜的菜。下午五点后去菜场,一角钱可以扒一堆,吃不完就用绳子挂在阳台上吹干做咸菜。我家的门从不上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懒得防盗。

          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我们那时是货真价实的“月光族”。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买一次肉吃。当时许多东西计划供应,发了不少票证,我家的票因缺钱总是用不完。爱人到店里去买制革厂从猪皮上刮下来的油炒菜。为了节约,儿子读书的灯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视,想到这事我至今仍感内疚。

       当时,孩子们很想看电视,又没钱买,于是凑钱买零部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虽质量不好,图像声音不稳,但总算有了一件“像样”的家电。这台电视机至今还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家里人一提起它就发笑。

       当市长后,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热干面”、“三两”。我知道后笑一笑说:“热干面好,便宜,大众化,这个绰号不错。”

         有一天,我骑车到路边吃热干面时,右手中指被排队的一位男子碰伤了。手指一天天痛起来,实在难忍,只好到医院去看医生。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女医生看了后说:“要打麻药,把指甲拔了。”我说:“好。”她打了麻药,不到三分钟,就拔指甲,我大叫:“太痛了!”她声色俱厉地说:“不是打了麻药吗?怎么会痛?”还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我的指甲血流不止,她用纱布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过了些时间,手指才开始不痛了,我心想大概麻药刚开始发挥作用。女医生催着我:“走吧,我们忙。”那时,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术,我早上五点多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门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让我进去。我央求说:“麻烦您让我进去看一眼,五分钟就出来,吃过早饭还要开会。”她对我这个又黑又瘦、说话又难懂的“外乡人”很是看不起,干脆不理睬。我一再恳求,也不起作用。这时周围有人认识我,说:“让他进去吧,他是市长。”她头也不抬地说:“莫骗人,市长是这个样子?”那几个人坚持打抱不平,她只好放我进去。出来后,她说:“市长,我确实不认识您,态度不好,请不要告诉我的领导。”我礼貌地对她说:“谢谢,打扰了。”

       离开医院,我边走边想,她们态度不好,我当市长的也有责任。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返回政府机关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没想到,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黑不溜秋,一副乡下人打扮,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

        我没有分辩,走在雨中,一阵心痛: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

         后来,还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礼遇”。

         那段时间,外地来客对武汉的服务态度也颇有微词,我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如此形象,何以面对世人!武汉市的服务工作没抓好,我这个当市长的挨骂也活该。

        这也让我下决心整治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我把自己在武汉港十五码头的“遭遇”,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人民参与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态度的整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了武汉市的形象。

         这年7月,我牙根发炎,不停流脓流血,到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心里很着急。一天晚上,找到市委医务室,向值班的同志说明了病情,一个30岁出头的女护士热情地说:“可能是缺核黄素,你多服几粒试试。”我想,这个药多吃也不会死人,就一次吃了20粒,一连吃了几次,果然不到两天就好了。

         这真是“一行服一行,麻糍果里沾砂糖”。

          记得有一次骑自行车上班时,边骑车边考虑工作上的事情,因注意力不集中,摔了个四脚朝天,一条腿鲜血直流,到办公室时衣服与伤口黏在一起,疼痛难忍,但我仍然像没事一样去主持会议。

         武汉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如何增强企业活力,对武汉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搞好企业,关键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并且让他们有责有权,真正发挥作用。当时,我们通过改革选贤任能,不少多年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快改变了面貌。
1985年武汉市聘请格里希当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媒体一度炒得很热,中央很重视,万里、姚依林、张劲夫、朱镕基等同志十分支持,说这个敢为人先的试验很好。
后来我又发现一个现象,武汉有的企业,因领导去得多,作的指示也多,企业无所适从,经营一塌糊涂。而有的企业没领导去,却发展得很好。比如,一个生产水泥管的厂子,一年得了两块银牌。我知道后说:“领导到企业去,讲的话或作的指示,企业领导听一听,不要太当真,作主的是你们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万,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淡则断,旺则烂”,农民不高兴,市民不满意。我当了市长,这同样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

        记得1983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他说:“要改革,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死鱼变臭鱼。”我说:“不会的。”他说:“你很年轻,要真干!”中午还请我们吃了饭。

        我记住了万里同志的话,下决心靠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从此武汉大刀阔斧地开展了蔬菜管理体制改革。

          当时武汉有150万个家庭,蔬菜日上市量不能低于300万斤。武汉人还有个习惯,非得吃叶菜才算是蔬菜。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广大菜农的生产积极性,有的乡、村甚至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在自留地种菜,甚至派民兵站岗严防农民私贩蔬菜,由此还引发过流血冲突。

        计划经济的旧体制造成了供应的短缺,若遇上哪年“春泛”、“秋溃”,武汉的蔬菜供应就会出现很大的缺口。菜价猛涨,群众怨声载道,有的人还打“市长专线”骂娘。

         我们痛下决心改革体制,放开市场,放开限价,让农民进城,激发菜农的积极性,允许并鼓励自留地的菜上市。同时允许外地的蔬菜进汉,加上“春秋两淡”我们积极组织外菜补充救市,政府再拿出部分资金平抑菜价,终于放活了市场,富裕了菜农,保障了供给。

         市民高兴地说,过去吃的是“无缝钢管”样的竹叶菜,“马鞭子”似的苋菜,“鼓眼睛”的豆角,一斤吃六丢四还不止,现在吃八丢二还不到,一洗一切就能下锅,很实惠。

        1984年,万里同志到武汉来,我陪他到农贸市场视察。他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鱼,十分高兴,说:“小吴,你不是滑头。”中午陪他吃饭,他还说了许多。


         1986年9月,我调任江西省长时,万里同志正在澳大利亚访问。

          回国后,他到浙江视察工作,要我去杭州陪同他到景德镇视察,我有事来不及赶到杭州,在上饶才上车。他同我谈了约3个小时,说:“中央要你到江西当省长,你还是要同在武汉一样,大胆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江西比较保守,领导之间矛盾不少,你不要管那些,向广东、浙江学习,把经济搞上去。”

          写到这里,又想起1984年武汉“严打”,公安部门抓了1500多个青少年嫌疑犯,我去看了,很难过。在会议室我讲了一个意见:能否请他们的家长和单位领导来做工作,对可抓可不抓的,把人领回去记录在案,一个月去派出所报一次到。最后批准拘留审查的,只有问题比较严重的57个人。这种做法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社会反响是好的。


         我多年前在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时就认识夏菊花,她是著名的杂技演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不仅演技精湛,而且人品好,事业心强,为我国杂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离开武汉后,她要我帮过两次忙。

       2001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她找到我,说要在北京搞一个国际杂技大赛,需要600万元,她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要我帮她转交。我对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同志说:“这是夏菊花的信,她名气很大,脸皮很薄,建议总理支持一下。”朱总理很快批了。她激动得多次对我说:“真没有想到,总理效率这么高,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朱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麻烦你向总理转达我们杂技界深深的谢意。”后来,我听说这个大赛办得很成功。

         2008年,她又找到我,说希望在北京建一个国家马戏院,她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又要我帮忙转交。我只好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夏菊花已七十多岁了,当了27年中国杂协主席,很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议批得缓和一些,否则她会哭鼻子。”并请秘书小余把信送去。3天后,温总理批了,把她乐得不知说什么好,一再说“温总理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我们非常激动,麻烦你一定向总理转告杂技界同志们的衷心感谢”。

          在武汉的18年半,是我踏入社会的起步阶段,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我在那里做了点儿事,得到过帮助,得到过认可,感受到了善良,也经历过艰难。我十分感谢武汉人民给予我的一切!


(共1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