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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注定
领导干部网 日期:2018/12/2 21:16:09 来源: 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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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攻非

  1996年5月,新民晚报的子报《新民体育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足球十问》,问得很有道理,发表也属正常。不想《十问》惊动了有关联的多个头:管足球的头,上告分管的头;分管的头找到地方的头;地方的头找媒体的头;媒体的头问责报社的头;报社的头撤了子报的头……最后,上头决定调我到体育部任职并兼任新民体育报主编。

  我很不愉快,回想十几年的经历,常常是做好一件事,很快被人顶替,心里有“桃子被摘”的感叹,但我还是上任履新了。一是因为,我出身军人,从来没有违抗过组织决定;二是因为我想通了,想通的道理是:认命。1982年曾要我去体育版没能去;1986年又让我去体育部管理,我强调不再年轻而滑脱;老了10岁之后,还必须套往体育那个圈子里去,不是命中注定又能怎么解释?因此,我最终服从了组织的第九次调动。

  新民晚报的体育报道,50年代就是报纸的拳头产品。到了90年代,体育部已是兵强马壮。体育报道与其它新闻报道有明显的不同,因为比赛是早就安排就绪的,我将其比喻为“计划经济”。那时候,媒体似乎流行“新闻策划”的说法,我是一贯反对的。新闻一定是突然发生的事实,怎么能够事先策划呢。唯体育报道可以在计划好的大赛框架内,做好事先的策划,提出总揽全局的设想。采访从任由个人发挥转变为融合集体智慧的创作,这是到体育部的第一项改革。

  新闻评论的本质是批判。我没有因为“足球十问”的影响而缩手缩脚。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是体坛面貌的全部。以中国足球为例,职业化进程中暴露出多层面越来越糟的问题,不对这些阴暗面揭露和批判,媒体就是失职。我们对任何违规违纪违法的现象毫不讳言,直接给予抨击。我经常在评论专栏“壁上观”上撰写300字左右短文,笔名“言中”,取不幸言中之意。这是改革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扩展了新闻来源的渠道。如果说,电视画面是一溪流水,精彩画面的定格就是可以撷取的耀眼浪花。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一名保加利亚举重选手先喜后悲的电视报道,进入了我的视线。我们从冲击金牌的全过程中,截取三张照片。第一张是一举成功的傲然挺立;第二张是放下杠铃的狂喜乱跳;第三张是后面选手成绩超过时,他的垂头丧气。三张照片并排刊登,让人从情感的对比变化中,领略喜剧元素,发出会心之笑,丰富了版面色彩。

  第四方面的改革,是提高编辑记者文字的驾驭能力。电视网络的冲击,引发人们的惊呼:传统的纸媒将被替代,报纸恐怕没人看了。我一直不赞同这种观点。科学发展了,即使你带着轻如薄纸的电视机、电脑、手机,随时可以阅读,但从有限的屏幕上,也只能是有限的获取。好比去逛一个商店,屏幕只能让你看到一件商品,报纸却能让你看到一个商店。我因此要求,提高文字表达的故事性、画面性及文学欣赏性;同时在标题的制作上,要求绘声绘色。上海申花0:4输给大连万达,用什么词都难以传达球迷的复杂心情。我们的标题只用了四个字、四个惊叹号:洞!洞!洞!洞!对申花的怒其不争,宣泄殆尽。

  体育部的环境建设有起色了,队伍团结整齐了,业务水平提高了,我原来想干一年调走的念头也打消了。但没有想到,一篇普通的国际足球比赛报道却使我如临深渊。

  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预料。沙特足球队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外单位体育记者应约给我们发来一篇球评。球评说的尽是赞扬的话,赞扬的话涉及宗教敏感问题。年轻的体育编辑记者入行时间不长,无知酿大祸,周一报纸出版的当天,引发强烈抗议。情况紧急反映到市最高层,事件定性为“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亵渎宗教的事件”。周二上午,市领导的批示传到报社。我对丁法章说,我是主编是法人,承担全部责任;我对签字的副主编说,内部的责任分工情况,我不说,外面谁知道?这儿没你什么事,编报去。

  在我的交往中,不乏少数民族朋友。我到上海市委统战部,找统战部副部长兼宗教局长陶人观,承认错误的严重性,谈了想说好话却弄巧成拙造成错误的原因。陶副部长知道《新民晚报》一向重视民族团结的宣传,立即召集统战、宗教及民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做好工作的办法。我希望拜访上海伊斯兰教领导人当面致歉,有关负责人亲自陪我在下午拜访小桃园清真寺。我见阿訇时,看见旁边有一个慈善捐款箱。我上前请教,是不是可以捐钱表示心意?阿訇说,行善助人,不分彼此。我从衣袋里拿出钱,恭恭敬敬送入慈善箱,表达的是诚恳的敬意。我们就在诚挚的情意中,沟通了,谅解了。事件风平浪静,也算经历了类似今天所说的危机公关吧。

  (选载二十三)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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